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力日益增强，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成为国人关注的热门话题。如何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推介出去？通过翻译的途径能否将中华文明的优秀遗产介绍给世界从而增进彼此间的理解？福建文化走出去的空间有多大？围绕这些问题，8月31日，记者专访了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张旭教授。
◆展示文化中国的当代形象
记者：上月，福建文化精品在港受关注。以推介活动为契机，福建将与香港贸发局建立常态化合作关系，依托其遍布全球的40多个办事处推动文化产业走向国际市场。福建应如何抓住这一机遇，进一步拓展文化走出去的空间？
张旭：受海洋文化影响，福建文化没有所谓主流文化的羁绊，开发文化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潜力非常大。下一步，要创新文化走出去的模式，打造对外文化交流品牌，借力香港提升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的层次与水平。要立足当代、立足本土，走出对外文化传播忽视当代文化的误区，给传统文化插上创意的翅膀。要发挥海外乡亲的辐射作用，把木雕、茶艺等最具地方特色、最有文化魅力的东西传播出去。同时，不妨参考香港的经验，制定可操作的条文，将文化发展规范化，打造更大的文化平台。
记者：国学大师季羡林提出，文化总是互动的，在“文化拿来主义”之后应走向“文化送出主义”。然而，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不顺利，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张旭：异质文化的交融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冲突，要学会心平气和地去呈现文化，研究文化差异、思维差异、语言差异，以其他国家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开展文化传播，依靠和风细雨的方式逐步消除外国人对于中华文化的偏见。同时，要固守发展本土文化，警惕传统文化流失。同样是文明古国的印度，现在就面临传统文化本土式微的情况，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佛经上所用的是印度的古语——梵语。有调查显示，在印度精英层中，能看懂梵语的人不足3%，远低于我国能看懂古汉语的比例。有人说研究古印度语言不需要去找印度专家了，应该来找中国人或西方人，这对于印度传统文化来说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既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
记者：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发布的“2011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研数据”显示，中国电影在国外影院的“能见度”较低，有三分之一的受访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属于空白。为什么我国许多文化产品和服务还不能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张旭：我们的思维模式、表现手法、营销方式过于中国化。比如，国内票房火爆的影片《人在囧途之泰囧》，一走出国门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因为对文化背景迥异的国外受众而言，这样的影片难以达到心灵深处的认同。文化产品走出去，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把好制作关，用外国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细节，超越文化隔阂，把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结合起来，把民族特色与世界潮流结合起来；要利用新兴媒体，对受众进行更为精准的传播。
记者：在刚刚闭幕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近年来推出的优秀作品纷纷被国外出版商相中，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版权输出日本。相反，《平凡的世界》等一些以往国内畅销的经典文学作品却一直待字闺中。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张旭：中国出版走出去，归根到底是文化走出去。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语言承载文化价值，是信息传播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中国很多造字都是会意的，要学会给西方受众讲述方块字里的故事，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当下，一些中国文化作品虽然走了出去，但实际上只是走到了国外的华人圈，并没有走进国外的精英圈。像《后宫甄嬛传》这类畅销书的文化含量没有经典那么深厚，面对的群体是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年轻人，即便走出去，影响也很有限。中国文化经典最好能成为国外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为什么香港很多教授出书，要拿到牛津出版社去出版，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有不一样的影响力。
◆文学经典需要经典的翻译
记者：为了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翻译往往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不同人在翻译中国古代经典时，在文化意象的传递上往往存在差别。文化走出去，翻译要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旭：文学作品翻译的最高境界，是把作品的审美、意境传递给读者。翻译作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忠实于原文，另一种是现在比较普及的开放式翻译。后一种翻译方式，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对整体内容进行重新创作，这在翻译界存在争议。但其好处显而易见，比如莫言的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一些人看来，他的作品并不算最好的，但是莫言却是最早接受开放式翻译的作家，通过好的外文译本，其作品的丰富性及艺术魅力完整地呈现出来。因此，高超的译者在翻译中往往更看重的是对原作象征意义的挖掘与传递，并尽力在目标语中再造出类似的审美效果。这样，既让原作在翻译中获得了新生，同时也让翻译作品在异域文化中得到更好接受，真正实现中西文化正常交流之目的。经典作品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但需要通过经典的翻译，才能让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语言文化的魅力。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化经典迟迟得不到世界认可，究其根本就在于翻译环节存在缺陷。
记者：您在香港待了十年，在您看来，香港文学在翻译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好做法？
张旭：相比于内地，香港对于翻译作品有很多要求，他们有一套严密的程序。我在香港参与翻译工作时，发现他们对于每一个环节都有精准的要求，翻译者必须按“行规”来做。内地这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翻译没有制度化，因为翻译门槛低，什么人都可以来做翻译，导致翻译界鱼龙混杂，而且也没有健全的批评机制。因此，既要警惕以翻译数量而不是质量来评定成果的现象，更要依靠更多的汉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通力合作，把中华文化的优秀经典翻成外语，增强文化软实力和本土文化的国际竞争力。